在文明出现前，人类与野兽无异。
在文明出现后，人类也经常与野兽无异。
如果说文明是社会的群体规则，野性则是个体力量。
野性需要文明作为指引，文明需要野性作为保障。
于是，群体创造规则，再把规则聚集再一起称之为文明，个体在规则内保有勇敢、独立、自尊的野性，防止个体被群体吞噬，反抗危害个体的强权，不断修正文明的走向。
人类的大历史，就是一条野性反抗的道路。
反抗神权、反抗特权，反抗皇权，反抗独裁——在一路表象身体上，实质在精神里的野性反抗中，我们走向了文明，走向了今天这个更自由，更包容，更理性的世界。
而中国则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。
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极好斗，且不说秦武王这种没事扛鼎把自己玩死的“蛮夷”，就连后世画得温文尔雅的孔老夫子也是会按剑怒目会杀人的，看看几百个大小诸侯杀成一锅粥，最后再被秦一统天下，如果没有肉体上的野性，难道是玩骑竹马打仗的游戏么？
而在这个百家争鸣的思想大爆发时代，除了法家，并没有其他人提出阉割野性的口号——而法家的目的也不过是让老百姓“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”——拿起武器做好战士，拿起锄头做好韭菜罢了。
作为中国唯一一个封建制时期，“朝为农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的上进阶梯，使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，于后世相比都极大的自由与昂扬。
我们在宋明之前，士大夫都是文武并举，讲的出将入相，“下马草军书，上马击狂胡”，李白“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”显然是喝多了吹牛，但是某某佩剑手刃数人这种记载，不绝于史。
士大夫尚且如此，民间之彪悍好斗可想而知。
自宋开始，马上得了天下的皇帝开始反思，无论是藩镇节度使还是手握兵权的都点检，都是皇权的心腹大患——刀把子除了在皇上手里，在谁那里都很危险，于是开始切割文武并抑制武将，武将不仅级别低薪水差，出去打仗都得拿着皇上昨晚上起夜画的阵图。
“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”，把有才学的人绑上科举的战车就成了最有力的手段——使“天下英雄入吾彀中”成了治国的主导思想。
此时虽然已经撤了丞相的椅子，但是天子与公卿共治天下的格局未曾改变，民众的勇武尚在。举宋一朝，虽然内忧外患不断，皇帝胡闹不停，文官掣肘军事造成一次次的乱局，依然享国319年。
而这一阶段，又是一个中国文化大爆发的时期，虽然有了程颐程颢的“循天理灭人欲”的理论，但是宋朝人显然对这二位其实并不太待见。
等到元一统天下，人分三六九等，肉带五花三层，中国变成了独立皇权与特定阶层的种族社会，超市里菜刀都买不到，特供只能给色目人，你敢野蛮体魄就是图谋不轨意图谋反，你想文明精神就是私藏祸心满门抄斩。
到了明朝回归汉人天下也没见就好了，朱元璋这种目不识丁的皇帝对治理国家当然是一窍不通，除了杀杀杀，把天下人都当成和自己一样的丘八，把自己变成全国人民智商的天花板，从边防科技指导到老母猪下崽，就成了他最正常的选择——于是，怕你们不懂法，给家家户户发《大诰》；科举搞什么策论，想造反吗？老子的智商就是小学水平，都给我读四书五经，立几个“圣人”，放屁都不能超出他们的范围；至于文体，三言五言七言的，皇上眼花看不懂，乖乖给我分段八股文！
等到还停留在部落管理水平的满人入侵，自然照抄了明朝制度并加以发扬，成了除了跪在地上的奴才就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这样的社会格局。
换句话说，由于我们一直延续至今的秦制，和世界整体方向大为不同，我们统治的稳定压倒一切，进而推导出对于人的控制与禁锢重于一切——对身体强健的韭菜禁锢其精神，使其成为可用之暴民；对于思想活跃的韭菜花孱弱其肉体，剥夺其野性，使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，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两百斤。
于是我们通过两千年的钝刀子从思想到肉体的反复阉割，即阉割掉了理性也阉割掉了野性，创造了一个通过系统操作和训练，使个体习惯于服从于打着群体旗号的任何行为的，除了皇权都是奴才的文明。
百年来世界巨变，从两次世界大战再到今天，人类的精神文明，思想文明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和发展，对很多群体问题，如国家、民族、主义......个体的问题，如家庭、信仰、权利......都有了不同的认知与共识。
这些进步的思想成果，与百年前比较，就如同我们去看食人族拿隔壁邻居人头当生日蛋糕一样不可思议。
今日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矛盾，就是很多人在享用现代文明的物质成果，却塞了一脑子狂妄无知、愚昧无知、盲从奴性的浆糊，用大清朝级别的文明认知去解释解决2022年的问题。
自清末起，中国的有识之士就不断提出“文明其精神，野蛮其体魄。”
五四运动，我们呼喊德先生赛先生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我们也一再去追求现代化，除了物质现代化，精神世界却从未现代化。
百年过去，用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先生的话说：“我是一只狗，只会叫，叫了一百年，还没有把中国叫醒。”
赞(12)